沈劲，字世坚，也是个门阀子弟。门阀的故事好比那些富二代的故事，大多数时间都单调乏味，不幸生在大地主家，有田还有钱。但沈劲的故事没有魔法色彩，非常传奇，出身于逆臣贼子之家，最终却被《晋书》列为忠臣，其经历润色一番写成小说，完全可以放上悲情励志读物的书架。
故事要从沈劲的父亲沈充说起。
沈充少年时爱读兵书，以“雄豪”闻名乡里。所谓“雄豪”，就是身体素质和家庭背景都很强，黑白两道都特别能打的意思。想参加强者如云的晋朝生存挑战赛，个人的武力值强度和能拉起一支多大的地主武装的组织力度都很重要，前者可以保证自己在战斗中不被敌人打死，后者可以保证自己在战斗之外不被自己人弄死。
吴兴郡武康县（今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沈氏家族，比今天的村霸乡霸势力更大，不仅在郡里说话响当当，甚至可以随时拉起一只地主武装去勤王，妥妥的诸侯预备队。而且，沈氏在吴兴当地还有一个强大的盟友钱氏，二者荣华共享，互相成就，这点后面再说。
理论上，沈充肯定也和另一个故事中的颜含一样，是靠“举孝廉”出的仕。但沈充生对了时代，却站错了队伍：他跟着王敦一道起兵“清君侧”，而王敦“清君侧”失败，成了大反贼，沈充也就跟着成了遗臭千年的小反贼。大义不忠，行必不孝，所以，关于他少年时如何贤孝的一系列魔法行为纪录必然已经被历史无情抹去了，独留“雄豪”二斑供后人管窥。
王敦造晋元帝司马睿的反，除了自己麾下的兵马，还有两个重要外援，一是战术上负责谋划造反事宜的智囊钱凤，二是战略上负责夹击晋室的兵援沈充。钱凤和沈充既是同郡乡党，还同为王敦的参军。在做官路径、文武才能、势力分布上，将其三人组合并和王导、颜含进行比较，可以说相似度高达99.99%。唯一的区别是结果，沈钱王组合是一群失败者，被打入逆臣传，而颜王组合笑到了最后，忠孝双全。
王敦总共起兵两次，胜败各一。而且严格说起来，第二次失败居然是在他死后。
活着的时候，王敦的造反事业还是比较成功的。第一次就打了胜仗，直接攻下首都，而且没杀晋元帝。面对此等羞辱，晋元帝被活活气死。
轮到晋明帝即位，这位晋朝硕果仅存的英明皇帝打了个防守反击，主动杀向王敦的造反基地。可王敦这次还没清完君侧就先病死了，留下沈钱组合继续造反。
沈充从吴兴拉来上万兵力援助钱凤和王敦的其他余党攻打首都建康。沈充军中的司马顾飏为他献上三策：上策是人造自然灾害，挖开河堤水灌建康，不战而屈人之兵；中策是一个字“莽”，趁城内守军不多，分兵十路，用人海战术包围并杀穿建康；下策是送战友人头以自保，让沈充把钱凤骗来杀掉，让叛军瞬间变成勤王大军。
沈充三个计策都没有采纳。史书曰：“充不能用”，这个“能”字用得非常精髓。“不能用”和“不用”是有重大区别的：前者是建议不合理所以不能采纳，后者则是不肯听取合理意见。
所谓上策如同蒋介石掘开花园口，祸害远比利益长久，把建康淹了，即使造反成功，也只是赢来一座废都。所谓中策，让关羽、张飞、赵云玩玩还行，乌合之众莽起来直接没了配合，肯定打败仗。
所谓下策则最值得玩味，因为这下策仿佛才是上上之策，有着“转祸为福，因败为成”的神奇功效。可沈充为什么不用呢？
笔者大胆猜测，因为沈家和钱家的并不是简单地因为一时利益而媾和在一起。两个门阀因为在江南同一个地区的长期经营，积累了累世的良好关系，所以沈充不愿意也不可能杀钱凤自保。沈充杀钱凤，虽然可以给晋明帝一个交代，但是回到吴兴又怎么跟钱家交代？
不管台面上晋、宋、齐、梁、陈王朝怎么轮换，这些朝廷都无一例外要去讨好和巴结下面这些视朝廷如粪土的门阀世家，更何况同为门阀，那更是要团结。就算某一代人对不起朝廷，也不能背叛世家利益嘛！
沈充最终兵败，逃回吴兴。
《晋书》说他走错了路，误入了自己原来的部将吴儒家中，然后被杀。从二人的对话分析，走错路大概率是假的，沈充很可能是被吴儒主动诱杀。
沈充和吴儒的对话：
吴儒：“哈哈，抓到了你，朝廷三千户侯的赏赐就到手了！”
沈充：“区区封侯而已，根本不值得贪图。你如果知晓大义，让我活下去，我的宗族一定会予以厚报。如果你一意孤行杀了我，不好意思，你的家族肯定会被灭族。”
吴儒听完就杀了沈充。
在世家大族眼里，封侯不值一提，“大义”完全可以是“反义”，放过反贼可以承诺换来宗族厚报。什么叫做门阀政治，想来不必再费力解释了吧？
可能有的读者还不是很明白门阀世家的力量，以为沈充单纯是为了求生才那么说，其中包含了欺骗的性质，所以我再举个例子，证明其所言非虚。
反贼头目王敦死后被开棺戮尸，很惨，但他的其他亲戚仍然平安无事。王敦最著名的堂兄弟王导就不说了，这位还和司马家共同统治着半个天下，就说说同时期王家不著名的其他三个堂弟，王舒（荆州刺史）、王彬（江州刺史）、王邃（徐州刺史）。
王家毕竟是造反了，这几个人的位置还是得象征性动一动。王彬和王邃被调回建康当官，王舒被“流放”岭南去当广州刺史。可王舒觉得广东省实在太远了，就是不想去，朝廷直接改任他为湘州刺史（湖南省）。
过了一年，王舒官升尚书仆射，外任抚军将军、会稽内史。王舒又不想去，找的借口是“会稽郡”的“会”字和他爸（王会）名字中的“会”字重了，犯忌讳，去了就是不孝。朝廷说，一个念“快”，一个念“慧”，读音不同没关系，你安心去上任。王舒说，那字形还是一样啊，就不去就不去。于是朝廷来了个狠招，直接把“会稽郡”的“会”字改为了“郐”字，逼着王舒去上任。
为什么王舒可以这么任性呢？因为王敦的余党兵败后去投奔王舒，被王舒大义灭亲直接沉入江底。转祸为福，因败为成。
家族造反，祸不及家族，已经成为了门阀政治制度下的常态。
因父亲谋反，沈劲连坐当诛，要躲避朝廷追捕，他被一个叫钱举的同乡人藏匿起来，躲过了风头。史书上虽然没有记载这位钱举是何许人也，但经过上面对沈充和钱凤事迹的介绍，猜也猜得到这钱举肯定是沈家世交的那个门阀钱氏中的一员。
沈劲死了爸爸，和吴儒结下血海深仇。但对于吴儒家族的下场，史书记载很简略，只有一句话——“（沈劲）其后竟杀仇人”。
“竟”有四个意思：
1.终了，完毕；
2.到底，终于；
3.完整全部，从头到尾；
4.居然。
所以，“其后竟杀仇人”可以翻译为“沈劲在躲过风头后终于杀死了仇人”，也可以理解成“沈劲在藏匿结束后杀死了全部的仇人”。对于这个“竟”究竟作何理解，是“终于杀了”，还是“杀了个干净”，全凭读者对相关史料的总体感觉。笔者更倾向于后者，因为沈充死前曾经说过，吴儒会被灭族，显然沈家有决心、有毅力，也有能力做到这件事。
按理说，风头再怎么样过去了，沈劲的逆臣贼子家属身份仍旧没有改变。况且，沈劲杀了作为朝廷讨逆功臣的三千户侯吴儒一家，明显还要罪加一等。可沈劲非但未受惩罚，反而在当时和后世都备受赞誉。这正是“以孝治天下”的顶层统治逻辑在发挥作用。
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清晰认识到“传统美德”在古代是一种统治工具不难。古人当局者迷，意识不到自己处于一套道德与法律功能错位的体系之中，只要以孝为名，即便是杀人这样严重的罪行，也可以安然脱罪，后续还会出现很多类似的案例。
对于沈劲是凭借个人能力还是家族力量进行复仇，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知道的是，沈劲这个行为非常非常孝顺，属于“为父报仇”系列剧情的标准主角模板，如干将莫邪故事，被大家交口称赞。
这里说的“大家”，不仅仅是当时所处的东晋社会围观群众，而是整个古代社会的吃瓜群众。写《资治通鉴》的北宋人司马光夸他“可谓能子”，写《三字经》的南宋人王应麟夸他“惟忠惟孝”。明朝的王夫之夸他，清朝的蔡东藩也夸他。大家夸了沈劲上千年，夸辞大同小异。
孝是其一，忠是其二，而且大家主要夸得还是沈劲的忠。
那么，沈劲的忠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还是得从他那个一心辅佐王家造反的爹说起。靠钱家的隐匿，沈劲躲过了连坐的诛杀，靠复仇的孝行，沈劲躲过了复仇的死刑。然而沈劲终究躲不过叛逆之家无法做官的朝廷禁令。
以沈氏的家底，控制住吴兴郡的基层力量，横行乡里没什么问题。但是想重新回到庙堂体系里当官，还得被造反的晋朝皇帝点头才行。于是有了下面的这条上疏。
上疏人名叫王胡之，出身琅琊王氏。从名字的命名方法应该不难猜出王胡之有个非常出名的堂兄弟。没错，就是王羲之。王胡之的职业是吴兴郡太守，即将升任平北将军、司州刺史时，上疏皇帝，为沈劲求情。
王胡之的上疏
臣马上就要去守卫边境，抵御少数民族南下了。虽然臣一直用仁义来引导下属，但是人心隔肚皮，谁又能知道每个人心里的真实想法呢？而且，当今国家才刚刚剪除了一些荆棘，臣认为，国家此时应该重视挖掘人才，既是为了宣扬国恩，也是为了应对以后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吴兴有个沈劲，节操清高，闻名乡里。这人很有原则，光凭这一点就可以对他委以重任。况且臣现在西去戍边，结交的文武官员朋友中最多的就是吴兴人，如果如果沈劲进入臣的幕府，不但能让臣的朋友高兴，还会因为沈劲的大名，吸引大量前来归附的人。
只可惜，这样一举多得的美事现在做不成啊。因为沈劲的父亲沈充过去获罪于朝廷，导致沈劲直到现在都无法做官。但是承蒙皇恩浩荡，圣上已经多次宽恕了他家的叛逆罪行，不知道这次还能不能继续申请到圣上的特别恩准，让沈劲随臣做官，一起戍边去？
史书说，晋穆帝很快就准许了王胡之的请求。然后，沈劲顺利受命为官，王胡之却因病辞职，还没到任就病死了。这封上疏言辞普通，但目的明确，其中透露出了一段可以回溯到王敦之乱时期的背后故事，需要熟悉晋史的人才能抽丝剥茧发现真相。
王胡之的爸爸王廙，是个文学家以及书法家，和作乱的王敦一样，是王导的堂兄弟。而王导这些个堂兄弟们，个个都是省部级的封疆大吏。他在教导未来皇帝（晋明帝司马绍）和未来书圣（王羲之）读书写字之余，还兼着很高的官职——荆州刺史，负责管理荆州地方的百姓。
王廙要是只管教人写字还好，因为在管理辖区方面他完全是一塌糊涂。在西晋时期，身为太守的王廙就有过丢下濮阳百姓衣冠南渡去投奔晋元帝的事迹。可能因为事迹过于“光彩照人”，为了掩其光辉，史书只写了一句话“弃郡过江”，不知道枉死在铁蹄下的濮阳郡百姓们会怎么评价他。其人猜忌暴戾，在荆州刺史任上又杀得荆州血流成河，被荆州人集体嫌弃。因为过于不得人心的事迹而被多次载入史册，王廙堪称封建制度下的管理学奇葩。
晋元帝司马睿和王廙是近亲属，司马睿是表哥，王廙是表弟。二人关系很铁，铁到即使王廙犯错也不会被司马睿责怪的程度。比如，方才说了他在荆州犯下大错，可回到朝中他依旧高升。所以，王廙被晋元帝委以戡乱重任，晋元帝派他去劝说王敦不要造反。可惜不仅没劝成，他还反被王敦说动，接受了王敦许诺给他的职位，留下来一起造反了……王敦许给王廙的职位是荆州刺史，非常讽刺。王廙之前是因为干得不好才从荆州刺史位置上滚蛋的，结果又大大咧咧地滚回去了，也许是王廙对一定要治理好荆州有什么执念吧。
（写到此处，脑中浮现一个小剧场——
王敦：感谢皇上送来肱股老铁，等我亲自打下江山，再带着老铁给皇上回礼！
司马睿：草！这次可真是字面意义上的大意失荆州了！）
然而王廙病死得早，比司马睿还早。尽管已经投敌，且帮着王敦干了一些坏事，但当王廙的灵柩被送回首都，司马睿和司马绍父子二人还是很悲痛。紧接着司马睿光速去世，司马绍即位，又迅速把王敦给干没了。笔者给你们简单总结一下，“王敦之乱”就是作为天子正统的司马家在作为大臣的王家的帮助下和王家打仗的故事，充分体现了王家的朝堂站队表演艺术。
从司马睿父子的表现来看，王廙是司马睿派去王敦那边的卧底的可能性也不低。所以，王廙这一系究竟算哪个阵营的人呢？笔者认为，无需费心去判断他的具体阵营归属，只要看看他家这股势力后来干了什么，究竟代表了谁的利益。其实，自始至终王廙都是一个维护王家利益的人。
让我们重回王胡之的故事。
王胡之完全知道自己父亲投敌之后的所作所为，因为恰好有一些历史可以进行佐证。“王敦之乱”时，湘州刺史、谯王司马承打不过兵强马壮的王敦，兵败后将被送到荆州关押，王敦直接派王廙在半路上截杀了司马承。据《世说新语》记载，司马承的儿子司马无忌年幼时不知道自己父亲被害的真相，长大后还和王胡之交好，经常和王胡之出去玩，他妈实在看不下去，就告诉了司马无忌他爹横死的真相，气得司马无忌惨叫一声，抽出刀就要去砍了王胡之，但是被王胡之给逃了。
王廙作为逆贼王敦一党，其子王胡之对沈劲的“同情”也就顺理成章了。阵营类似，境遇却迥异，同为门阀，且王胡之又被派去当吴兴太守，王胡之这条过江龙必须去团结一下地头蛇吴兴沈氏，和沈家后代结为同盟是很自然的事。
当然，王胡之明面上依然说得是因为沈劲有着清高的节操，所以才推荐他做官。灭掉杀父仇人全家算是节操清高，在古代顶着“孝”的名义确实可以接受。作为现代人，则可以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好好分析一下这个节操背后的含金量。
按照史书的记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后赵的首领石虎死后，东晋朝廷出于绥靖北方边境的考虑，才派出王胡之去任司州刺史，然后才有了王胡之的求情上疏。石虎死于349年年中，考虑到消息传到南边最慢要几个月时间，那么上疏的时间最快是在公元349年年末，最迟也在不久后的350年内，而东晋此时的皇帝是晋穆帝司马聃。插个题外话，这个时间点非常好记忆，再过几年就是永和九年（353年），王羲之就要写出名垂宇宙的《兰亭集序》了。
那么，有意思的来了。晋穆帝司马聃出生于公元343年，肯定不可能由刚刚6、7岁的小皇帝亲自批准沈充恢复做官资格。此时的东晋朝廷由太后褚蒜子摄政，而褚蒜子是陈郡谢氏在后宫的代言人。她的故事也相当具有传奇色彩，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搜索一下。正所谓“王谢风流满《晋书》”，虽然谢家在这个系列的文章里还没怎么被提到，但凡是读过“旧时王谢堂前燕”这句诗的人想必也了解一些谢家权倾朝野的历史背景。毕竟历史老师不教，语文老师也教了嘛。
那么事情变得更加清楚了，有和琅琊王氏平起平坐的陈郡谢氏的认可，有琅琊王氏中投靠过王敦逆党的那一支的后人王胡之的上疏推动，最终重新启用了因叛逆被表面“镇压”过的吴兴沈氏。在地方上颇具实力的吴兴沈氏重回官场，表面上是靠着一封重视贤才的上疏和司马家的宽宏大量，但牵扯其中的各家利益的弯弯绕绕，不放到门阀政治的背景下，又有几人能看得出来沈劲得以重新出仕是多方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呢？
门阀之间的互相妥协，确实没有司马家什么事。作为一杆旗帜，这司马家的东晋皇权有时候姓王，有时候姓谢，甚至还短暂姓过桓，偶尔才会姓回到他司马家。所以，沈家重回庙堂，与其说是经过了司马家的同意，不如说是其他重要门阀有着与沈氏结盟的考虑，借司马家的名义让沈家的为官之路解封了。
还有一个史实帮助笔者确定了“重起吴兴沈氏为官”完全是在后宫势力的干预之下完成的：沈劲的儿子沈赤黔后来入宫当了个俸禄两千石的大官，官名为大长秋，是皇后宫中的最高长官，堪称皇后心腹。若和控制后宫人选的那些门阀没有密切交往，沈赤黔不可能坐上这个位置。
扯得有点远，回到正题来扯。
重新入仕的道路铺平以后，沈劲当时做了什么官，在哪里当官，史书都没提。他的故事直接跳到了升平年间（公元357年至361年），时间已经是十年后。
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战神慕容恪对东晋的北部边境发动攻击，沈劲得知冠军将军陈祐守卫洛阳的兵力严重不足，只有不到两千人，主动上表要求为国效力。东晋朝廷反应迅速，这是个不花钱也能办事的好机会，于是让沈劲补了冠军长史（冠军将军的下属）的缺，并且命令他自己招募壮士去支援陈祐。同时，桓温也派出庾希和竟陵太守邓遐，这俩带去舟师三千人协助陈祐守洛阳。
沈劲的出兵效率和战斗能力都很不错，很快招来一千多人奔赴前线，还多次以少胜多。陈祐面对沈劲的出色战绩还是高兴不起来，这位悲观主义者十分担忧自己身后那个不靠谱的东晋朝廷，毕竟前来支援的沈劲都是自带干粮的。吴兴沈氏家底再厚，也不可能让沈劲一个人源源不断地全扛到洛阳前线去。陈祐忧得就是一旦粮草吃完、后援断绝，自己会鸡飞蛋打，洛阳失守事小，在这里小命不保就事大了。
守城战一打好几年，打到兴宁二年，陈祐终于坐不住了。也许是觉得好不容易熬到个武官高位，为国效死这么多年，真死了可太不划算，而且洛阳实在守不住，于是陈祐决定逃跑。恰好慕容恪此时跑去攻打许昌，陈祐便以救援许昌的名义带走了大部分人马，只给沈劲留了500人继续守洛阳。许昌在洛阳东南方向，中间隔着少林寺的所在地嵩山，可能陈祐觉得地理上离东晋首都越近就越安全。
陈祐还没到逃进许昌，许昌就已经陷落，于是陈祐又跑去了崖坞。这个崖坞是什么地方，笔者在历史地图和有关地理志中都没有查到，笔者按字面意思猜，崖坞大概是个地形十分适合防御，能让陈祐继续苟活性命的地方。
但据《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记载，陈祐在得知许昌陷落后跑路的新地方叫新城，在荆州。《资治通鉴》说陈祐之后“会大司马温于洌洲”，即跑去和桓温见面了。《通鉴纪事本末》更玄乎，说陈祐放弃洛阳跑路的原因是“防大司马温于洌洲”，即防备桓温造反。不论如何，前面提到的桓温派去支援陈祐的庾希、邓遐和陈祐之间的关系，以及东晋丢掉北方领土的真正原因，都变得非常值得玩味。
敌人慕容恪很强，这不假，但是东晋这边的主帅桓温也很能打啊，综合看起来，东晋的内部混乱导致援助不及时才是根本原因。当然，《资治通鉴》是事发700年以后的北宋才写成的史书，添加了很多《晋书》里没有的东西，也不知道司马光自己发挥和创造了多少历史小段落。《通鉴纪事本末》又是全盘抄袭《资治通鉴》的作品，这里大概是抄错字了。一字之差，谬以千里。
咱们继续说沈劲的故事。
一般人肯定都以为沈劲只剩500人一定愁得不行，但是沈劲此时却高兴地说：“我本来就很想战死沙场，这下可太好了，我有机会了呀！”（《资治通鉴》原文——劲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
沈劲靠着战功，从冠军长史打成了扬武将军（这是《资治通鉴》说的，《晋书》里没说），还在坚守洛阳。但洛阳毕竟已经守不住了，陈祐的判断很准确。慕容恪很快就把洛阳打了下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被史书记载为在洛阳陷落前就“立志要为国献身，欣然赴死”的沈劲不但没死，还被慕容恪活捉了。
虽然被活捉，沈劲依然神气自若。慕容恪一看，这是个奇人呐，就准备收了他做小弟。东晋没啥前途，跟着少数民族政权混确实更容易干出一番事业。但是当时的民族矛盾比较尖锐，双方都喜欢和对面不死不休。沈劲当时怎么想怎么说的，没有记载了，但是作为敌人的鲜卑慕容一方还留有记录。
慕容恪手下的中军将军慕容虔劝道：“沈劲虽然是个奇人，但是观其志向气度，终究不能被我们所用。你今天要是放过他，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不如杀了，以绝后患。”沈劲因此遇害。
慕容恪打完仗，回到大本营以后对自己的皇帝慕容暐说：“平广固的时候，我没能救下队友辟闾蔚，定洛阳的时候，我又杀掉了沈劲，实在是有愧于四海。”东晋朝廷的间谍很厉害，探听到了敌人高层的这番内部私密对话，于是“闻而嘉之”，对沈劲进行了嘉奖，赠东阳太守。沈劲之忠从此名垂青史。
笔者相信沈劲能立志坚守洛阳，肯定有他的真本事。只是沈劲被俘而不是“死战就义”的真相——沈劲是否真得想死？青山不在，柴也没得烧了，一切已不得而知。可有一点非常清楚，沈劲这个“忠”的名号，很大程度是敌人给予他的。慕容恪班师回朝后对皇帝的谦辞究竟是怎么流传到东晋朝廷耳中的也存在疑点。这等私密对话，如果不是东晋为了沈劲的名声特别编造出来的，那肯定是慕容鲜卑那边主动传播出来的，而慕容鲜卑传出这段话究竟想表达什么呢？
既然是主动宣传，必然能对其自身有所利益。笔者认为这段话能为慕容恪营造一个心系队友、礼贤下士、悔不当初、做了错事会浪子回头的良好形象，也为慕容鲜卑在未来战争中继续招贤纳士创造一个“虽杀但悔”的口碑，起码可以让打不过自己的敌人更倾向于投降而不是宁死不屈——宁死不屈真的会死，投降就不一定了，你们看着办吧。
沈劲这种战斗型武将，如果和王育那种耍笔杆子的文臣一样，被抓了就直接在敌人那边当官，最后的历史评价肯定截然相反。他自身“忠”的气节是一方面，敌人利用他的“忠”来做文章则是另一方面，关于沈劲之“忠”言尽于此。
《晋书·沈劲传》最后记载的是沈劲子孙后代的情况，其子沈赤黔前面已经说过当了大长秋，孙子沈叔任后来官至益州刺史。吴兴沈氏，在因参与王敦之乱而被迫蛰伏小半个世纪后，确确实实地又复兴了。时间、门阀与权力梦幻交织的历史游戏还将继续。
最后的最后，是笔者出于个人兴趣的一系列瞎推瞎算，算算本文主角的一些人物关系，读者们不感兴趣可以不看。
《晋书》说沈劲30多岁了还没当官。王敦之乱是公元322年，沈充死于公元324年，王胡之上疏是公元349年。按照沈劲在王胡之上疏时的年龄在31至39岁之间推算，沈劲应当是在310年至318年之间出生的。王敦之乱导致父亲沈充死亡时，沈劲最大也只有14岁。
推算沈劲的年龄，是为了判断其向吴儒复仇的大概时间段。一般要在成年后才能复仇，再算上成年以后开始积蓄力量和组织计划的时间，那么复仇应该发生于328年或336年的数年之后。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就算他是在338到346年之间复仇成功的好了。
司马无忌的父亲司马承死于公元322年，此时候司马无忌尚年幼（5到12岁），因其长大后与王胡之交好又反目的事迹，推得司马无忌与王胡之之间的年龄差距不会太大，王胡之非常清楚他爸杀司马承之事，实际年龄应该比司马无忌更大一些。以司马无忌当时年龄最大12岁计算，王胡之也是在310年至317年前后出生。若王胡之和司马无忌是忘年交，此条不成立。
王胡之如果靠举孝廉当官，大约可以于330年至337年（20岁）开始当官。以王胡之的父亲王廙为例，王廙生于276年，公元307年从濮阳太守任上跑路，如果同样是20岁举孝廉，那么王廙是296年初入仕，在307年以前升任至太守，升迁耗时不到九年。将王廙的仕途路线复制到王胡之身上，让王胡之也在九年内当上太守，那么王胡之从初入官场到升任吴兴郡太守的时间最早为339年，最晚时间为346年，则这个时间段差不多也是沈劲的复仇时间。
综合判断，免去沈劲复仇的杀人灭族之罪的人，应当就是时任吴兴当地父母官的王胡之无疑。笔者认为，很有可能，沈劲还是在王胡之的支持下，才得以完成这场将吴儒灭族的复仇。
究竟是不是吴儒这位平叛功臣做了什么得罪琅琊王氏的事情，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是参考诸多其他历史案例，参与到高层次国家大事（对内平叛、朝中争储、对外战争等）中的门阀，自身硬实力不够，最后都一定会被灭族，而且对他们下黑手的不一定是表面上进行复仇的那个人。
这篇文章虽然是在写沈劲，也分析了为沈劲带来“忠”名的敌方动机，但看到这里的读者朋友们应该已经认识到，背后一直出于各种目的拉拢和扶持吴兴沈氏的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才是让沈劲得以“忠孝”的真正力量。
谢谢你们能看到这里。这篇九千字，一篇顶过去三篇！
另外，这篇应该是用旧电脑写得最后一篇长文了。快递明天才把新电脑送来，和新机器磨合还需要一段时间，你们懂的，可不是我不写东西不更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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