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高允：我积有阴德，应该寿享百年！

高允（390—487年），字伯恭，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少年丧父，大器早成，气度非凡，初为渤海郡功曹。神麚四年（431年），任中书博士，改授中书侍郎，参修《国记》，并负责教导景穆太子拓跋晃。跟随司徒崔浩监修北魏国史。“国史之狱”处以极刑，得到太子营救而获免。文明太后称制时，拜中书监，封为咸阳郡公，加号镇东将军，出为散骑常侍、征西将军、怀州刺史。太和十一年（487年）去世，享年98岁，谥号为文。

高允为官，历经五朝，宦海五十余年，极享恩宠，多位皇帝都极为信赖与尊敬他。他做人为官，始终秉持忠厚仁心，能“笃亲念故，虚己存纳，虽处贵重，志同贫素”，堪称人格模范。

高允，字伯恭，勃海人。高允喜好文学，担负着书籍，到千里之外去求学。他博通经史以及天文术数，尤其喜好《春秋公羊传》。郡中召他为功曹。

神麚四年（431年），高允任中书博士。后来太武帝拓跋焘下诏让高允与司徒崔浩编撰《国记》，以本官兼任著作郎。不久，高允以本官兼任秦王元翰的师傅。后来又命他教授恭宗拓跋晃经书，受到了很高的礼遇。

当时，著作令史闵湛、郄标性情巧诈奸佞，被崔浩所信任。不久闵湛等人劝崔浩将他所撰《国史》刻在碑石上，以求永垂不朽，想要彰显崔浩直言书写的功绩。高允听到这件事，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所建议崔浩刊刻的碑石，虽然只占了尺寸之地，恐怕将来会成为崔门的万世之祸了。如果这样，我们这些曾参与此事的人都要遭大难了。”不久，灾难真的来临了（即“国史之狱”）。

起初，崔浩被收押，高允在中书省当值。恭宗拓跋晃让东宫侍郎吴延召来高允，让他留宿宫中。第二天，恭宗拓跋晃入廷启奏世祖拓跋焘，命高允陪同左右。来到宫门前，恭宗拓跋晃对高允说：“我们进去拜见皇上，我自会引导你。倘若皇上有什么话问你，你就只管按照我说的应答。”高允问：“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呢？”恭宗拓跋晃说：“等进去你自然就知道了。”然后一同入宫拜见世祖。恭宗拓跋晃说：“中书侍郎高允自从在臣宫中，臣与他相处多年，高允做事一直小心谨慎，臣对他很了解。高允虽然与崔浩同事，但他地位卑微，自然人微言轻，所有决策都由崔浩主管制定，他只是听命于崔浩。臣请求您赦免他的死罪。”世祖拓跋焘召见高允，对他说：“《国书》都是崔浩所作吗？”高允回答说：“《太祖记》是由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以及《今记》，为臣与崔浩共同撰写。但是崔浩政务繁多，只是总揽了一下全书而已。至于注疏，臣所作要多于崔浩。”世祖拓跋焘大怒说：“这个高允比崔浩的罪行还重，怎么还能给他留活路呢！”恭宗拓跋晃说：“天子威严凝重，高允只是一个小臣，在您的威严下一时惊慌迷乱，有些语无伦次了。臣先前曾就这件事问过他，他说都是崔浩所作。”世祖拓跋焘问：“真如东宫太子说的那样吗？”高允回答说：“为臣本为才能低下之人，谬参著作，触犯天威，罪应灭族，今天必死无疑了，决不敢用虚妄之言来欺骗您。太子殿下因为臣在他身边侍讲已久，可怜为臣，而为臣求一条生路。实际上，太子殿下并没有问过臣，而臣也确实没对他说过这样的话。臣据实对答，不敢有丝毫虚妄迷乱之言欺骗您。”世祖拓跋焘对恭宗拓跋晃说：“这才是正直的人啊！这原本在人情上很难做到，而高允却能至死不移，这不是难上加难吗？而且以诚对君，真是忠贞的臣子啊。像他刚才说的这一番话，我是宁愿漏掉一个有罪之人，也应该宽恕他。”高允竟得以免罪。接着，世祖拓跋焘又召崔浩前来，派人诘问他。崔浩惶恐迷惑不能作答。高允每件事都陈述得条理清晰，明白无误。当时世祖拓跋焘愤怒至极，命令高允书写诏书，自崔浩以下、僮仆、下属以上共计一百二十八人全部夷灭五族。高允迟疑不决一直不肯下笔，世祖拓跋焘频频催促。高允请求再次面见皇上，然后再书写诏书。世祖拓跋焘让人把他带到面前，高允说：“崔浩所犯，如果还有其他罪过，臣不清楚。如果仅因为这一项罪行，应该没达到被处死的程度。”世祖拓跋焘大怒，下令武士将高允捆绑起来。恭宗拓跋晃又为他拜请求情。世祖拓跋焘说：“如果没有这个人激怒我，就该有数千人为此事而死了。”崔浩最终还是被灭了族，其余的人都只是诛杀了本人。宗钦临刑时说：“高允他大概可以称得上是圣人了吧！”

恭宗拓跋晃后来责备高允说：“做人应该知道如何见机行事，不知见机行事，学识再多又有什么益处？在当时那个时候，我已经给你理出了一些头绪，我在旁边引导你，你为什么不顺着我的话说，最后让皇上那么动怒。现在我每每想起当时的场景，都感到心有余悸。”高允说：“臣本是东郊乡野的一介平凡书生，本来就没有为官之意。适逢我朝正值太平之世，应朝廷选贤之举，在凤池为官，参与编撰麟阁，居位食禄却不够尽职，妨碍贤人已太久了。那些史书，都是帝王的实录，是将来的鉴戒，通过这些史籍，今人可以观往，后人可以知今。因此言行举动，无不详细载述，所以为人君者更应该有畏惧之心，谨慎自己的言行。然而崔浩在世时曾受到特殊恩遇，荣及一时，但他却辜负了皇上的圣恩，自取灭亡。就崔浩的行迹来看，时而也有可论之处。崔浩以蓬蒿之才，担负着朝廷栋梁之重，在朝廷上虽无直言之节，但在私下里也没什么虚情假意之处，但是他被自己的私欲淹没了廉洁，用他个人的爱憎之情遮蔽了自己的公正秉直之心，这是崔浩的过错。至于对朝廷起居行迹的书写，陈述国家政事的得失，这也是记录国史的大体，并不能说有多大的过错。但为臣与崔浩实际上做的是同一件事情，死生荣辱，应该一样才对。臣承蒙太子殿下恩赐的再生之德，违背自己的良心得以幸免一死，这并不是臣的本意。”恭宗拓跋晃大为动容，对高允连声称叹。高允后来跟人说，我之所以没有遵照太子的安排去做，就是怕辜负了翟黑子啊。

（《资治通鉴》卷一二五说：起初，辽东公翟黑子深受世祖拓跋焘宠信，奉命出使并州，接受他人上千匹布的贿赂。事发后，翟黑子和高允商量说：“皇上问我的时候，我是应当以实相告，还是有所隐瞒呢？”高允说：“你是朝廷宠臣，犯了罪应当自首，并以实情相告，或许还有机会被皇上赦免，不可再次欺君罔上了。”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说：“如果你把实话说出来，皇上要如何治你的罪还不可预知，不如隐瞒不承认。处置你还是不可测的事。”翟黑子埋怨高允说：“你为何要诱导我奔赴死地！”翟黑子进去见世祖拓跋焘，没有以实相对，世祖大怒，杀了翟黑子。）

起初，高允同游雅以及太原张伟因共同处事而十分友好，游雅曾评论高允说：“喜怒这些情绪，是人生在世所不能没有的。而以前的史书曾记载卓公为人宽厚中正，文饶有宽广的胸襟和度量，心胸狭窄且性情急躁的人或许会不相信。我和高允相处已有四十多年了，没见到他有喜怒之色，这难道还不让人信服吗？高允内心光明而外表却很柔弱，说话迟钝似乎不能出口，我常叫他‘文子’。崔公对我说：‘高允博学多才，是一代名士，所缺少的只是一种英勇威武的气节罢了。’我也这样认为。司徒被谴责，只因很小的过失，却受到皇帝下诏斥责，崔公声音嘶哑、双腿颤抖得说不出话来，宗钦已然跪伏在地，汗流浃背，面无人色。惟独高允陈述事理，解释是非，辞义清晰明辩，声音洪亮，圣明的君主为此而动容，听者无不点头称赞。他的仁义惠及同僚亲友，因而一直能让他保有洪福。以前那些所谓超凡脱俗的人，更在哪里呢？宗爱任意使用手中权势，威名振于四海。他曾召集百官到政事堂，王公以下的人都望着朝堂跪拜，只有高允独自走到台阶上拱手长揖。由此可以看出，汲长孺可以躺着见卫青，这怎么能说是行平等之礼呢？以前那些所谓高风亮节的人，不就是这样的吗？了解别人本来就不容易，但被人了解也不容易，我还不够了解他的内心，崔浩对高允所行之事的了解也有遗漏，钟子期只有伯牙这一位知音，管仲也只有鲍叔能明其心迹，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啊。”高允的为人就是这样被人推崇。

高允于太和十一年（487年）正月去世，享年九十八岁。起初，高允常对人说：“我在中书任职时积有阴德，曾救助过百姓性命，如果阳报没有差错的话，我的寿命应该能到百岁。”（魏书卷四十八）

高允，字伯恭，勃海人也。性好文学，担笈负书，千里就业。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

神麚四年，拜中书博士。后诏允与司徒崔浩述成《国记》，以本官领著作郎。寻以本官为秦王翰傅。后敕以经授恭宗，甚见礼待。

是时，著作令史闵湛、郄标性巧佞，为浩信待。既而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笔之迹。允闻之，谓著作郎宗钦曰：“闵湛所营，贫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吾徒无类矣。”未几而难作。

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书省。恭宗使东宫侍郎吴延召允，仍留宿宫内。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骖乘。至宫门，谓曰：“入当见至尊，吾自导卿。脱至尊有问，但依吾语。”允请曰：“为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见帝。恭宗曰：“中书侍郎高允自在臣宫，同处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虽与浩同事，然允微贱，制由于浩。请赦其命。”世祖召允，谓曰：“《国书》皆崔浩作不？”允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同作。然浩综务处多，总裁而已。至于注疏，臣多于浩。”世祖大怒曰：“此甚于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严重，允是小臣，迷乱失次耳。臣向备问，皆云浩作。”世祖问：“如东宫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谬参著作，犯逆天威，罪应灭族，今已分死，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哀臣乞命耳。实不问臣，臣无此言。臣以实对，不敢迷乱。”世祖谓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难，而能临死不移，不亦难乎！且对君以实，贞臣也。如此言，宁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于是召浩前，使人诘浩。浩惶惑不能对。允事事申明，皆有条理。时世祖怒甚，敕允为诏，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为，频诏催切。允乞更一见，然后为诏。诏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直以犯触，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执允。恭宗拜请。世祖曰：“无此人忿朕，当有数千口死矣。”浩竟族灭，余皆身死。宗钦临刑，叹曰：“高允其殆圣乎！”

恭宗后让允曰：“人当知机，不知机，学复何益？当尔之时，吾导卿端绪，何故不从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东野凡生，本无宦意。属休延之会，应旌弓之举，释谒凤池，仍参麟阁，尸素官荣，妨贤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荣曜当时，孤负圣恩，自贻灰灭。即浩之迹，时有可论。浩以蓬蒿之才，荷栋梁之重，在朝无謇谔之节，退私无委蛇之称，私欲没其公廉，爱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责也。至于书朝廷起居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亦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然臣与浩实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诚荷殿下大造之慈，违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动容称叹。允后与人言，我不奉东宫导旨者，恐负翟黑子。

（《资治通鉴》卷一二五曰：初，辽东公翟黑子有宠于帝，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觉，黑子谋于高允曰：“主上问我，当以实告，为当讳之？”允曰：“公帷幄宠臣，有罪首实，庶或见原，不可重为欺罔也。”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曰：“若首实，罪不可测，不如讳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诱人就死地！”入见帝，不以实对，帝怒，杀之。）

初，允与游雅及太原张伟同业相友，雅尝论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无也。而前史载卓公宽中，文饶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与高子游处四十年矣，未尝见其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内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为‘文子’。崔公谓余云：‘高生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乏者矫矫风节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谴，起于纤微，及于诏责，崔公声嘶股战不能言，宗钦已下伏地流汗，都无人色。高子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明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称善。仁及僚友，保兹元吉，向之所谓矫矫者，更在斯乎？宗爱之任势也，威振四海。尝召百司于都坐，王公以下，望庭毕拜，高子独升阶长揖。由此观之，汲长孺可卧见卫青，何抗礼之有！向之所谓风节者，得不谓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内，崔亦漏之于形外。钟期止听于伯牙，夷吾见明于鲍叔，良有以也。”其为人物所推如此。

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谓人曰：“吾在中书时有阴德，济救民命。若阳报不差，吾寿应享百年矣。”（魏书卷四十八）